本文作家：胡新民，本文原载《文史博览》2014年第12期，作家授权本号原创发布。
2006年3月《蒋介石日志》（以下简称《日志》）公布之后，引起了海表里繁密中国近代史嗜好者的祥和。《日志》的公开为中国近代史的商榷增添了许多新贵府。但这些贵府到底能规复若干历史的信得过，则是各执己见智者见智的事情。有的学者，如杨天石先生，对《日志》格外详情，2008年还出书了《找寻信得过的蒋介石》一书。但诸多学者则对《日志》的记载内容有所保留，认为应该更多地参照关连史料来印证。台湾历史学者汪荣祖就笑里藏刀地指出：“杨天石看了日志，就非要给蒋介石申雪，翻不外来的。你说蒋介石写日志是不准备让东谈主家看的，哪有这种事情？”
2012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商榷所和北京大学历史系的三位商榷民国政事史的学者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携手撰写的《寰宇得失：蒋介石的东谈主生》成为又一部蒋介石商榷的力作。在谈到这本书的写稿时，他们一致认为，“仅靠日志，远远不陈规复一个信得过的蒋介石”“只可说日志规复了蒋介石心目中的我方”“从1927年，蒋的地位沉着以后，他写日志很明确的少许是要给后东谈主看的”。对于抗日，王奇生援用了网民先锋的言语：“搞半天他正本在日志内部抗日。”
据笔者查证的史料，对于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的日志的故事，说是一个“日志内部抗日”的故事确乎不为过。之是以这样讲，莫得任何责怪蒋介石在抗战中的历史地位之宗旨，仅仅想“找寻”那段时分蒋介石日志的历史真相汉典。
对于西安事变，国共两党昔日的评价不对很大。但跟着两岸磋商日益时常，对西安事变的某些基本问题也好意思满了一定的共鸣，其中有一条是：蒋介石在西安获释是因为他汲取了西安方面无情的住手内战、联共抗日的要求。这在2005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中国抗日干戈纪实》文献记录片中就有所体现。该记录片的总防守人之一是台湾的蒋纬国，抗战时间好意思国援华飞虎队队长陈纳德的夫东谈主、著名好意思籍华东谈主陈香梅女士也担任了防守人。但自西安事变至蒋介石亏空，蒋王人一直潜伏获释真相。
蒋介石在西安被拘时，他就为畴昔一朝被开释酝酿了一个保全顺眼的说辞，这亦然为什么蒋莫得留住任何手署名据而只留住理论保证的原因。蒋在回到南京后即抛出了一篇《对张、杨的训词》，说他在西安技巧，他随身所带的日志和公文等“系数不下十万余言，尔等均已寓目”，“总之，目下国度场所及余救国苦心，尔等均已明了”。于是，这样的说法未必被宣传开来：蒋之是以获释复返南京是因为张、杨看了他的日志后，看到了他的抗日救国缠绵，被他的“伟大东谈主格”感动，“敢于悛改”的效果。1936年年底蒋介石发表了日志体的《西安半月记》，文中有这样的记载：
“十二月十四日清晨，张又来见，立门后，对余抽泣，若甚愧悔者。张乃言：‘委员长之日志及伏击文献，我等均已阅读。本日始知委员长东谈主格如斯伟大。委员长对立异之忠诚与认真救国之苦心，实有非吾东谈主设想所能及者。’”
这算是初度败露张“看日志”的具体时分和地点。
但特等念念的是，就在14日晚8时，张学良还在西安播送电台发表了公开讲话，张学良严厉月旦蒋介石的“误国”，“但愿委员长能有最大的反省”。由此看来，张的夙夜言行判若两东谈主。这个“看日志”以至于“愧悔”之说有可能吗？
不外，那时的国表里公论王人充斥着这个“看日志”的说法。举例，那时在上海刊行的、畅销海表里的《密勒氏挑剔报》的主编、好意思国东谈主鲍惠尔就在他的回忆录中写谈：“（蒋介石）在修起（张学良）联系对日战术的批判方面，蒋委员长把他的日志拿给张学良，从这本日志中，张学良第一次获知委员长内心最深处对日本的宗旨，以及他对长入天下，准备与日本摊牌的勤恳。张学良对蒋委员长日志中的一段祷告文，印象尤其深刻。这段祷告文是蒋委员长祷告能有十年时分，让他为国度准备一战。这段祷告文是五年前写的。”
这段回忆很值获取味。蒋把日志拿给张看的，那么也扫数存在一种可能，即这个日志在张看到前，蒋不错想何如写就何如写，致使不错写到五年前。而这个“五年”时分点的斥地，是很有考量的。因为谁王人知谈，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本色上弥远对日本选择的战术是妥洽防守，到1936年刚巧是五年。这样看来，“日志抗战”的说法是格外到位的。
据了解，其后史学界对《西安半月记》的见地也曾基本有了共鸣，即认为“蒋介石过火编纂者多次加工，内容已不成反应日志原貌”。这也从一个侧面确认了日志手脚史料的颓势。凭证好意思国胡佛商榷所公布的蒋介石日志，在1936年12月14日的日志中，蒋介石这样写谈：
“雪恨 明礼义，知廉耻，本日幸无自诩。住新城。我迁住张宅。
端纳来见，邀余移住张宅。学良示意懊悔之意，似甚诚。彼实恐余住新城与杨接近，为杨把握，故急求余离新城。及至其宅，彼乃无情八要求，并明言此时有共党进入其间。余痛斥而深恨其无耻无信一至于斯。
晚间，端纳为余言，南京对陕变已有谋略挞伐，余心乃安。端纳乃余妻托其来施济。而张于昨日自知此事不了，亦电彼与余妻来陕设法斡旋也。
张高下昼来见共三次，向余连泣三次，东南亚华人群然余知其伪泣也。……”
在这里，对于张学良在12月14日一早所言“看日志”后而“愧悔”之说莫得了，留住的仅仅张莫明其妙的“懊悔”和“向余连泣三次”。何如会有如斯这般的发达呢？因此，尽管这个版块的日志与《西安半月记》有所差异，但彰着亦然无法毫无疑义的。
那么，张学良本东谈主对“看日志”是否有过说法呢？谜底是详情的，不外那是在被蒋介石扣留在台湾时写的《西安事变忏悔录》中，提到过“张杨（这里造成了张杨两个东谈主——笔者注）二东谈主暗里在蒋介石的日志中看到他的抗日缠绵，就被感动得决定开释他”。这种在扣留下写的东西彰着难以采信。尽然，在蒋介石身后，张学良的说法就不相通了。1990年张学良在口述西安事变时有这样一段对话——
“郭（即采访者郭冠英——笔者注）：罗启（蒋经国副官，20世纪60年代派给张作副官，与张老到）说有天中秋您喝了酒，对他说‘罗副官，我其实没看蒋日志’。有莫得这事？
张（即被访者张学良——笔者注）：是的，我说看了蒋的日志其实是给蒋先生一个台阶下。我是看了，但我看了更不满，唉，内部不谈了。”
这段话笔者的长远是：这里提到的“没看”，等于说莫得看到蒋日志里的抗日缠绵而受感动进而决定开释蒋。至于在近似《西安事变忏悔录》的著作中承认看了日志受感动，扫数“是给蒋先生一个台阶下”。其后说的“我是看了，但我看了更不满”，则至少不错施展，张不会因为蒋在日志中有鉴定抗日缠绵而“更不满”。至于他什么时候看到的，是一个东谈主看的也曾几个东谈主全部看的，看的时候看到的是什么内容，目下也无从验证了。因此，笔者以为，这段对话同期也告诉读者，看了任何版块的蒋介石日志中的对于抗战的内容简略其他内容，王人不成精真金不怕火确信那等于历史的信得过，更不成鄙俗手脚信史遴荐。
从西安事变后到1955年的18年间，除1937年12月蒋介石发表了一篇《西安半月记》手脚国民党方面的官方基调来反应这个事件外，无论是国、共两党也曾社会公论，对这个历史事件虽时常有所说起，但王人莫得再就这个事件作念出精湛的论述。直到1955年，西安事变见证东谈主之一的郭增恺在香港《炎风》杂志发表《一个莫得叮属明晰的问题——西安事变十八周年感言》，对所谓的张、杨看日志后受感动，幡然懊悔一说示意质疑。蒋介石对此文很恼火，他一面派密探给郭增恺寄去装有枪弹的勒诈信，一面启用已被他弥远软禁的张学良。
1956年12月20日，蒋召见认真照料张学良的守密局少将刘乙光，命刘将郭增恺的著作转交张学良，要张加以驳斥。张于是在题为《概中国文东谈主之无行》的著作中写谈：“有郭增恺其东谈主者，当年在西北公路局任职，为杨虎城之嬖佞。……此东谈主真不知欺侮者。”“我等当年读过蒋总统日志之后，自认抗日之事已有下落，追悔孟浪，不解首领谋国悲惨，恭送总统回京，自动奴婢请罪。”这件事，临了也曾由张学良在好意思国的牙东谈主露面斡旋，由张出资6100好意思金封口了结。
这里还要提到在贬责西安事变中的一位要道东谈主物，即主要斡旋者之一的英国籍澳大利亚东谈主端纳。端纳与张学良的关系甚笃，曾担任张学良的防守人。同期端纳与蒋介石老婆的关系非合并般。1934年,蒋介石发起所谓“重生涯通顺”。宋好意思龄为宣传这一通顺,请端纳匡助她处理信件和酬谢。张学良不好停止,只得有要求地宽待端纳为蒋介石老婆责任6个月,但临了端纳也曾被他们硬留在了身边。西安事变发生后，端纳受宋好意思龄交付，1936年12月13日从南京乘飞机到达洛阳，然后于14日到达西安。端纳的回忆录于2011年出书。端纳回忆，他到达西安后，即与张学良和杨虎城会面。接着就和张学良全部到蒋介石住处，劝蒋搬到要求好一些的高桂滋公馆。蒋此前一直坚执不搬。经端纳和张学良全部劝说，蒋终于搬到了新住所。“在安排蒋躺下休息后，端纳赶赴少帅家共进晚餐。端纳说：‘我带来相通东西，你一定要看，这是蒋介石的日志。’未必将它递给少帅。”“少帅放下日志，安详地说：‘这回我知晓了，委座弥远以来一直机密准备对日作战，我将以新的眼神看待他。’少帅宽待按照端纳的意见行事。”趁便再对照一下联系时分：《西安半月记》写的是张在12月14日早上见到蒋时说的“看日志”，而这里是12月14日晚饭后张才“看日志”的，况且是端纳从南京带来的。
通过西安事变对于蒋介石日志的上述史料，不出丑出，蒋不管是在写日志方面，即何如写，写什么，包括其后应该何如修改，也曾在用日志方面，即什么时候展示出来，展示什么内容，以期达到什么场地，等等，王人是呕全心血的。因此，汪荣祖认为蒋介石的“日志里有许多言不诚意的话保洁，空想的话，一相高兴的话”，是很有道理的。也正因为如斯，蒋“日志抗日”才留住了那些针锋相对的情节和难以毫无疑义的内容。在这个意旨上，《日志》手脚历史贵府的价值确乎也曾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