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汉泰东南亚餐厅

　　场地：湖南汨罗八景乡，韩少功寓所。

　　时候：2009年5月28日，端午节。

　　刘继明：刚才一进八景，我就看见一幢漂亮楼房的墙上有条能干的告白：“山南水北，八景洞天”，我牢记前边四个字是你一册散文的书名。

　　韩少功：（笑）是。八景东谈主如故蛮有生意头脑的。

　　刘继明：你每天写稿么？

　　韩少功：不一定，但作事是每天都要坚捏的。下昼两个小时，出独处汗，迥殊的赋闲。

　　刘继明：就在院子里？

　　韩少功：外面也有块地。

　　刘继明：客岁国庆节我去海南，李少君说你放洋了。我牢记九十年代初我到海南找责任时，海南作协还在伍公祠，蒋子丹就住在哪里。咱们即是在蒋子丹家融会的。

　　韩少功：我不住在伍公祠，住在海南师院。

　　刘继明：对，我跟和谷全部去过一次。那时《海角》还莫得改版。

　　韩少功：九五年改的版。

　　刘继明：我刚离开海南不久。我的运谈不大好。如若早两年或晚两年，说不定就留住来了。正赶上银根紧缩嘛，海南的经济现象不好。

　　韩少功：於可训也在海南呆过一段时候。

　　刘继明：咱们是前后离开的。他是我在武大念书时的老成。我牢记你也在武大学习过。

　　韩少功：是啊。八五年我在外文系进修过几个月的外语。

　　刘继明：我有个中学同学叫卢新华，跟写《伤疤》的阿谁作者同名。那时他在武大外文挂牵德语专科，给我写信提到你，还把我一首短诗请你保举给《作者》杂志发表了，用的是“初萌”的一名。我在《东谈主民体裁》发诗用的亦然这个一名。天然你笃定不牢记了。你已经是名扬寰球的作者了。那时你其实才三十岁出面吧？可在我印象中你是个年青的“老作者”。（笑）出名早嘛！

　　韩少功：用目下的话叫“出谈”。

　　刘继明：这些年《海角》能够一直坚捏下来很禁锢易，称得上一个文化遗迹。文化界以前有北有《念书》，南有《海角》的说法，但《念书》主编易东谈主之后，鲁殿灵光的就只好《海角》了。

　　韩少功：《绽开期间》还可以。广东社科院的，吴重庆主编，最近几年越过很大，时常有些好著述。不知你谨慎到莫得。

　　刘继明：偶尔见到过目次告白，但市面上很少能见到刊物。

　　韩少功：刊行量较小。目下文东谈主雅士类的刊物比较多，好卖嘛。

　　刘继明：《念书》近两年好像也在向这方面迫临。

　　韩少功：你在《海角》发的那两个演义写得挺好的。有什么反响吗？

　　刘继明：东谈主文社的演义年选收了一下，有驳斥家偶尔提一提，谈不上什么大的反响。从总体上看，目下的月旦界比创作界似乎还要厄运，不可抱太大指望。许多把捏话语权的驳斥家基本丧失了精神明锐性，写东西云山雾罩，像打太极拳一样，玩虚的，老是把教养、嗅觉、遐想力挂在嘴边，自我嗅觉很好。

　　韩少功：用毛泽东的说法，都财富阶层化了。天然还不是财富阶层，但已经预付了那种嗅觉。

　　刘继明：他们用近三十年来成立起来的那种递次权衡统统的写稿，从来不怀疑阿谁递次。而且不允许别东谈主怀疑。目下体裁界从杂志、学院到评奖，形成了一套十分完备的评价体系，已经充分体制化了。

　　韩少功：包括茅盾体裁奖、鲁迅体裁奖等各式政府奖都是如斯，对于现实问题和矛盾以及念念想界限的反应，国度意志形态不管是自觉如故被迫的，尚且能够进行某种疗养，但通盘体裁界连这点反应能力都莫得。

　　刘继明：这两年中国发生的事情太多了。大事小事国是、文学界的、学界的，一个接一个，让东谈主目不暇接。

　　韩少功：客岁六月份，《海角》搞一个研讨会，我刚从香港纪念，参加了一下。众人筹商地震啦，火把事件啦，有东谈主谈到西藏问题，对达赖暗示轸恤。会开到一半时我实在忍不住了。我说对这个问题如故要不务空名。比如达赖建议的种族灭尽和文化灭尽，这是事实吗？汉族生孩子要决策生养，但目下西藏东谈主口是五六十年代的四倍，这叫种族灭尽吗？第二个文化灭尽，目下西藏的寺庙增多快度比基督教堂都快，难谈这叫文化灭尽吗？我的不雅点在会上占少数。这时马原发言。他以前在西藏呆过，应该说最有发言权嘛。他说我这个东谈主最莫得国度意志，也从没对小孩搞过什么爱国主义老成，我女儿在德国留学，这段时候简直天天给我打电话，简直变成了最执意的爱国主义者。我对他说共产党可能作了许多错事，但在西藏问题上，极少也没错。

　　刘继明：我和马原见过一面，以为这个东谈主很透明，像个大男孩似的。

　　韩少功：你对摩罗有印象吗？

　　刘继明：知谈这个东谈主。以前看过他的著述。

　　韩少功：他这几年的变化很大，还有刘小枫，他以前不是一直推断神学和基督教吗，我前不久在香港听甘阳说，他的态度也发生了较大变化，越来越“左翼”了。

　　刘继明：这阐明知识界如故有不少东谈主具有反念念意志。但在体裁界，很少有东谈主具备这种能力。他们既不怀疑我方，也不怀疑现实。李陀和北岛最近不是编了本《七十年代东谈主》么，他就说七十年代那种怀疑精神到八十年代就休止了。再也不可往前走了。念念想定格了。

　　韩少功：对许多作者来说，存在一个生存资源枯竭的问题。写了二十多年，原本的资源差未几都破费了。比如苏童、余华这些东谈主都很有才华，技巧上没问题，但要想取得新的生存资源，寻求变化，如故比较难。

　　刘继明：在先锋派那拨东谈主中，我以为格非如故有新的变化。我看过他的《江山入梦》，从回报方式和不雅念上都有新的探索，尽管不是很顺利，但他试图插足历史现场，并将东谈主性融入到复杂的历史语境这种极力，这跟以前先锋派演义完好意思拒却具体的现实和历史逻辑一龙一猪。不像其他东谈主，一写到六七十年代，就不自觉地复旧伤疤体裁那种模式，看不到任何新的角度和视线。这在六十年代出身的作者中是一个很精深的感奋。客岁我在上海作念演讲时，也曾谈到这个问题。包括你，一批五十年代出身的作者艺术和念念想视线都比较广袤，对历史和现实以及自我，都有一种陆续怀疑和越过的能力，比较之下，许多六十年代出身的作者视线和口头就小得多。我这样说笃定会使一些一又友不忻悦。我并不是比较两代作者谁高谁低，但作为一种体裁感奋，的确值得筹商。

　　韩少功：从九十年代开动，体裁像比赛一样，比如女性写稿，一开动是林白、陈染，再到卫慧、绵绵，再自后是木子好意思，每一茬东谈主出现，前边一茬东谈主就没戏了。一条谈走到头，再若何写就成了问题。

　　刘继明：打个不妥当的比方，有点儿像脱衣舞，一件一件地脱，到自后一稔全脱光了，扮演也就终局了。（笑）

　　韩少功：包括重生代，也差未几。

　　刘继明：还有好意思男作者什么的。统统的招数都使出来了，终末玩到了头。

　　韩少功：走不下去了。

　　刘继明：这几年如故出现了一些值得怜爱的作者，比如曹征路和陈应松。

　　韩少功：对，他们具有某种标识性。

　　刘继明：他们和底层体裁对面前的体裁递次形成了一种冲击力量，尽管受到各式抵制和嘲讽。大多数作者如故在按照以前的惯性写稿。客岁我去上海，跟蔡翔、罗岗和薛毅等东谈主聊天，蔡翔就说，目下一帮所谓新锐作者我方都不知谈在写什么，更无用说去追问为什么写了。

　　韩少功：这种感奋在体裁界很精深。蒋子龙和我是好一又友。他最近写了本《农民帝国》。原型是大邱庄和禹作敏。我莫得看过，他前不久来海南演讲。谈农人心志、封建性，农民帝国嘛。好像中国的问题根子就在这儿，仍然是八十年代那些不雅点，《河殇》讲的农业致密、海洋致密那种念念想模式。其实，中国百年历史，但凡不照搬好意思国，也不照搬苏联的作念法，都是顺利的；但凡搬好意思国和苏联的都失败了。许多作者写农民时，老是心爱摆出一个炉火纯青的姿态，傲睨一世地凝视农民，把复杂的问题归结到一个简单的逻辑上。

　　刘继明：河南作者李佩甫写的《羊的门》亦然这种模式。这种倾向比较精深，践诺上是八十年代以来形成的精英主义在起作用。

　　韩少功：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正是他们从原土开拔体现出的某种创造性，才让中国走出了窘境。对于这极少，许多知识分子却莫得看到。

　　刘继明：中国的精英集团对这一历史经过长久抱有成见，潜意志里认为西方的谈路是唯独正确的。所谓普世价值即是指西方价值。前不久张旭东在一篇谈话里谈到，中国也在创造一种精深价值，他针对的彰着即是咱们刚才谈到的那种感奋。他认为，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实践已经探索出了一种具有精深道理的价值，但中国的知识界莫得从价值层面进行总结和提高，反而处处进行自我矮化。陈映真在凤凰卫视谈六七十年代台湾，是把左眼蒙上用右眼看世界。我以为中国大陆79年以前是把右眼蒙上，用左眼看世界；从七十年代后期以来，跟台湾也一样，是蒙上左眼，用右眼看世界。偶尔把左眼睁开一条缝，右眼就很警惕，不忻悦，仿佛用一只眼睛看世界成了天经地义的的事情。

　　韩少功：右眼看好意思国，左眼看苏联。这其实都是一种典型的势力眼。五十年代苏联处于强势地位，世界社会主义的大本营嘛，而且又是卫星上天，又是导弹什么的，是以那时中国从政府到知识分子，都以攀上苏联这门亲戚为荣；七八十年代后，苏联徐徐走下坡路了，好意思国技巧改进一搞，经济突飞大进，从头占据了世界的霸主地位，许多中国东谈主傻眼了，马上回身投向好意思国，从政事经济文化，到生存方式无不以效仿好意思国为前锋。朱文写过一篇演义《我爱好意思元》吧。即是这种心态嘛。好意思元多好啊，什么整宿我是好意思国东谈主，都出来了。

　　刘继明：践诺上是一种傍大款的心态。布尔迪厄和君特(格拉斯也曾搞过一个对谈，其中格拉斯说知识分子总爱替顺利者语言，“失败者的故事如若有，普通也写得很不豪阔。体裁在这里担当了某种补缺作用，在必要的时候介入，使莫得声息的东谈主有契机语言。”我以为这句话迥殊适用于面前中国的主流知识界和体裁界。

　　韩少功：对。迥殊奇怪的是，一些东谈主越是占尽体制内各式低廉的，越是向往成本主义。据前苏联时期一份探望，百分之八十的干部都作念好意思国梦，而工东谈主农民只占百分之二十。

　　刘继明：这阐明官僚们的确更正成了一个特权集团。像毛泽东说的那样，官僚主义阶层。八十年代有一部话剧就叫《好意思国梦》。既莫得了主义，也莫得了信仰，完好意思是一种利益驱动。

　　韩少功：对于这种感奋，包括对于中国知识界一些另类的声息，这些年国度意志形态意志到了，况兼不管是主动如故被迫，也在进行一些疗养。反倒是主流知识界和体裁界漠不关心，一条谈走到黑。

　　刘继明：未必候我想，对于国度意志形态的影响，到底是知识界的声息大，如故来自社会和现实的力量更巨大。举个例子，最近发生在湖北巴东县的邓玉娇案，一个洗脚女，为了起义几个当地官员提供特地服务，用修脚刀将对方刺死了。访佛的案件前几年也发生过，如胡文海、王斌余案件，前两年上海的杨俊袭警案，从名义上看，这都是些一种典型的挫折杀东谈主，但这一次不单是是一般的收集言论，还通过大都的文艺作品来声援邓玉娇、真有点儿像当年四五开通中袒表露的天安门诗歌。对这种感奋，有的主流媒体申斥是有东谈主借题施展、别有精心，发泄对改进的不悦，但他们为什么不反问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多东谈主不谋而合将指标投向社会不公、显贵结好以及国法迂腐和官僚特权等社会问题呢？这难谈不是社会危急经过历久积累之后正在寻求开释和处理路线的一种信号吗？

　　韩少功：这个案子最近有什么进展莫得？

　　刘继明：巴东当地政府和国法部门仍然在戮力淡化这个事件的社会影响，致使弃世把柄、取消了最早介入邓玉娇案的两个讼师的代理经验，陆续地为惹事官员摆脱。国度高层还莫得赐与充分的怜爱。如若终末的判决不可伸张正义，例必会把通盘政府置于各人意见的对立面，这样一种政事风险官员们好像完好意思没挑升志到。他们低估了收集人心对通盘社会神气的传导作用，客岁的拉萨骚乱和抵制家乐福等事件发生时，通盘知识界的反应亦然这样笨拙。是以我以为目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不再能够像当年的某些时期那样，充任期间的先锋和先行者者，社会影响力也大大裁减，反倒是以前被认为是发蒙对象的普通各人对社会的影响力在增强。

　　韩少功：这两年一些枢纽事件开端作念出反应的也都是收集，知识界徐徐才跟上来。客岁阿谁西藏问题的视频即是个小后生作念的。民主制有一个很进攻的优点，人心很快就能上来，在一个集权社会，人心抒发的渠谈不开通，容易圮绝各式意见的传递。尽管目下对收集适度的也很严，但总会有一些过失和缺口。民主制的一个瑕玷是决策比较难，比如印度、日本这些国度，每推出一项改进都很难，各式利益集团彼此牵制，想改也改不了。集权制的瑕玷是人心上达很难，优点是动员能力强，这极少从四川地震中就能看得出来。如若找到一种处理人心若何传输、若何蚁集的机制，集权制的某些缺陷就可能得到贬抑。互联网就提供了这样一种功能。

　　刘继明：以前每次发生群体性的事件，政府部门老是礼聘阻塞音讯和“捂”的办法，但互联网普及后，这些办法越来越不管用，想捂也捂不住了。

　　韩少功：从客岁开动，宣传驾驭部门对新闻和互联网的格调出现了一些变化，建议“用新闻陶冶新闻”，践诺上改变以前那种单纯的堵和封的办法，化被迫为主动。是以收集弥补了集权制社会各人抒发意见的颓势，提供了一种比较灵验的技玄妙技。

　　刘继明：有东谈主说BBS是收集期间的大字报，是有兴味的。

　　韩少功：践诺上等于海德公园和一种新的民主墙嘛。

　　刘继明：如若中国在政事体制上能够缓缓实行民主化，收集可能是一种灵验的催化剂。

　　韩少功：对。目下有些策略法例开动在网上公开公示和征求意见，即是一种改进的尝试。如若能够进一步轨制化，它可能比议会制更好，议会制的辩说看上去很民主，但辩说来辩说去，各式游说集团背后的利益关系盘根错节，践诺着力时时会大打扣头。

　　刘继明：比年来，東南亞國家华人群收集人心有从单纯的个东谈主利益诉乞降维权行动，渐渐向全局性的政事策略和轨制层面转动的倾向。举例客岁右翼阵营的所谓“08宪章”，本年左翼阵营的“09建言”，都是这种转动的信号。

　　韩少功：它把多党制的一些优点招揽进来了，尽管莫得多党制的方式。从当先的维权，一步一时局向社会生存的各个方面延长，渐渐常态化。包括一些报纸如《羊城晚报》，都有一个驳斥专栏，我谨慎到这些栏目上的著述都能点名月旦到部级干部。前几天，老成部长周济答记者问，《羊城晚报》时评就有读者指出来他哪一条答得好，哪一条答得不好。天然，部级以上就不敢“挑刺”了。

　　刘继明：我以前传说中宣部里面有一个端正，媒体公开月旦只可到厅级为止，目下能月旦到部级，即是一个可以的越过。各人意见抒发先从收集，然后主流媒体也缓缓开辟一些空间，陆续推广，这即是越过。

　　韩少功：目下有些时髦媒体都设有“网民网言”栏目，纷纷向收集看王人和迫临。从这些感奋可以看出收集的力量越来越巨大了。

　　刘继明：省级宣传部也设有舆情处，尽管是出于监督公论的洽商，但阐明他们对收集公论的怜爱，从另外一个方面也反馈了收集力量的巨大。

　　韩少功：中国目下两个最大的右翼网站都在海南，一个是凯迪，再一个是海角社区。海角社区这两年有点变化，比较中性一些，但基本上偏右。

　　刘继明：比较有影响的左翼网站除了虚伪之乡，基本上莫得。

　　韩少功：有一个CA，也叫“四月后生”，最近影响比较大。

　　刘继明：前两天我收到一个邮件，最近北京一些东谈主开了个记挂六四的茶话会，参加的有钱理群、徐友渔等东谈主。

　　韩少功：这个邮件我也见到了。

　　刘继明：我看了钱理群的发言，以为他在评价一些历史事件时，不雅点跟那些右翼东谈主士差未几，像前边谈到的蒋子龙那样，仍然是20多年来常见的那种念念维模式。谈言论目田也好，谈民主也好，他们老是用一种详细化的方式，脱离具体的语境。

　　韩少功：这是大多数知识分子容易犯的一个通病。照我看，历史百分之九十九的时候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莫得一个对和错的弃取，如若两个都是害，只可弃取轻的那一面。我最近写的那篇《张家和李家的故事》建议的即是这个问题。你说张家那一耳光该不该打，他必须打，不然两个孩子都上不成学了，李家东谈主申斥不该打耳光，不说他们别有精心，至少有站着语言不腰疼的嫌疑。

　　刘继明：（笑）这一笔很精彩，把面前某些知识分子的嘴脸描写得击中要害。

　　韩少功：我一向办法念念想分析从严，谈德分析从轻。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有许多是出于不得不尔。

　　刘继明：目下许多东谈主迥殊是有些所谓目田派知识分子，评价历史时时时带着热烈的挫折神气。一辈子都很难从这种神气里走出来了。

　　韩少功：这一类东谈主在老一辈知识分子中间也有许多。六七十岁，经历过反右和文革，不少东谈主都是这种心态。

　　刘继明：他们不允许对那段历史有任何正面的评价，不经过任何感性的过滤，一触即跳，迥殊鉴定得让东谈主吃惊。

　　韩少功：他们大约莫得去想，那只是他们的感受。但中国不单是他们的中国，还有许许多多工东谈主农民，他们是什么感受。有些东谈主到农村下放了几年，哭天抢地的，关联词那些农民种了一辈子地，也没以为什么，你就各样地，还带着高工资，凭什么那么大的闹心呀？

　　刘继明：有些写知青生存的演义亦然这样，一写到上山下乡，就像控诉万恶的旧社会那样，嚼穿龈血的，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情节也大约沟通，公社或大队干部强奸女知青什么的，番来覆去地写，给东谈主的印象这不仅是少数农村干部的个东谈主行动，倒成了某种政府或者集体行动。这就有些猖狂了。

　　韩少功：这类事任何期间都有，只消有男东谈主和女东谈主，就会有。

　　刘继明：目下那么多雇主官员用各式妙技对女下属进行性侵扰，还有包养情东谈主，什么二奶三奶的，但你不可就因为这个把期间全部狡辩掉吧。这是一个基本的逻辑。

　　韩少功：也曾在我下乡的时候，大约是七零年吧，中央发过一个专门的文献，重心查处女知青被调戏的事件，目下叫性侵扰，依然发现，重判哪。

　　刘继明：许多莫得历史教养的东谈主以为调戏女知青是政府允许致使怂恿的，好像成了一种国度行动、政府行动。

　　韩少功：世界上哪一个国度专门颁发文献，保护女打工者的？是以像这样的事情跟国际一些东谈主根柢说不解白。

　　刘继明：目下对一些学问性的问题，得像对待那种深重复杂的事物，进行深刻的辨析，不然东谈主们离真相会越来越远。

　　韩少功：在有些东谈主那里，文革变成了他的某种利益莫得实现的一个出气筒，致使是我方东谈主生不如意的借口。不是文革，我若何会是这个相貌；不是文革我也成李嘉诚、比尔(盖茨了！（笑）

　　刘继明：最典型的例子是谌容的演义《减去十岁》。如若莫得十年文革贻误了我的芳华，我可以作念出些许光线的行状啊！许多东谈主都是这种心情。

　　韩少功：有些老知青很心爱发这样的牢骚，我就说如若不是文革，你以为你那时候就能上大学？那时的老成远莫得目下产业化之后扩招，上大学的如故少数，大部分也只可当工东谈主农民。有些东谈主致使把对我方的浑家不餍足，对我方的待遇不餍足，也怪罪于文革，这践诺上是寻找均衡和摆脱我方的的一种心情需要。统统的包袱都推给文革后，个东谈主和现实就无用承担任何包袱了嘛。

　　刘继明：前几天我到武汉市郊的红岗山茶场参加一个体裁行动，会上有一位也曾在红岗山插队落户的女知青发言，谈起那段生存，说我方在这儿留住了许多好意思好的芳华记忆。随后一位从北京来的诗东谈主发言，针对女知青的话，说那段生存对刚才这位大姐是好意思好的记忆，对我来说是一种埋没，谈不上任何好意思好。这位诗东谈主讲的笃定是我方的感受，但不可因此狡辩那位女知青的感受。这在知识精英群体中相配有代表性，过于强调我方的感受，淡薄致使不尊重其他东谈主的感受。主流意志形态之是以默许致使狂妄对文革以及前三十年的陆续控诉，其实是出于对成立政事正当性的一种需要。

　　韩少功：每一个王朝的高洁性正当性都成立在对前朝的狡辩上，清朝狡辩明朝，明朝狡辩元朝，元朝狡辩宋朝，礼聘的都是不异的逻辑。为什么中国的文籍如《二十四史》不着实、不客不雅，原因就在这里。是以，目下的收集一代对历史的融会反而比较客不雅，因为他们莫得个东谈主经历带来的成见，对他们来说，文革跟宋朝唐朝一样，亦然一个远处的历史对象。即使原本由于老成形成了某种定见，但也容易改变，不像那些上了年龄的东谈主树大根深。

　　刘继明：前不久看到一份探望，目下大学里有左翼倾向的学生越来越多。这与前些年右翼一统寰宇的现象已经有了很大变化。

　　韩少功：有一次蒋子丹问戴锦华，北大是不是有许多左翼？戴说目下北大谁不是左翼，谁敢不妥左翼啊！（笑）

　　刘继明：为什么那么多东谈主千里浸在诉苦和复仇神气中不可自拔？我以为这跟中国知识分子全体上存在某种颓势干系。就拿俄罗斯来说，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叶，十二月党东谈主也好，民粹派知识分子也好，他们万古候在社会底层，跟农民在全部，但没见他们像中国知识分子那样，为我方所受的不公正待遇耿耿在怀，无休无止倾吐的。天然，这里的一个进攻差别是那些民粹派知识分子是主动自觉地深刻民间，而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是被迫的，或者被强制的。但按照毛泽东所谓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相王人集的本意，差别只是妙技，办法其实是相似的。但目下大多数东谈主只盯罢妙技，完好意思忽略致使避让办法，哪怕这种办法在谈义和价值层面也许是应该笃定的。

　　韩少功：这里面有一个进攻的原因，俄罗斯有宗教传统，知识分子精深有一种殉谈和为谈理献身的精神。而中国莫得这个传统。从满情，到五四开通，再到文革，一代一代的，对仁义谈德都不平气了，完好意思鄙俚化了。还有极少，当初许多东谈主弃取共产主义，把改进四肢一个玫瑰色的梦境，一朝这个梦境退色或幻灭之后，他们索性就透顶把这个梦撕碎了，除了利益，不再服气任何东西。是以到了八十年代，完好意思把视力投向了好意思国，那时候好意思国正处在百废俱兴的时期啊，被认为是世界上开端进的国度，那时候中国提的标语是走向世界，你不去珍视好意思国珍视谁呢!

　　刘继明：对，这是一个进攻原因。由于艰辛宗教布景，知识分子心里不存在一个最高的谈理。每个东谈主都是对等的，对于所谓谈理都领有我方的讲明权，谁也不信服谁，文革期间不是说毛泽东被神化么，对谁都可以反对，批判，但唯独毛是禁锢许反对的，在许多东谈主心目中，毛即是东谈主间的神，是东谈主间事务最高的仲裁者。但知识分子拒却承认这个鄙俚的神，是以文革终局后，就迫不足待地把毛从神坛上请下来，这是言之成理的事情。你不是写过一篇《文革为什么终局》吗？认为那时大部分中国东谈主对那种政束缚想主义日益失去耐烦，个东谈主的现实利益历久压抑，各式政事喜悦无法竣事，酿成东谈主们心情上精深的慌乱和失意，从而为文革终局提供了一种例必的心情依据。这是很有视力的。那么目下的中国社会，在改进实施了三十年之后，有东谈主指出当初的改进共鸣已经突破，拔帜树帜的是一种利益同盟。因为按邓小平的祈望，让一部分东谈主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共同裕如，但现实不是这样，而是碰劲相背，少数东谈主越来越富，多数东谈主越来越穷，南北极分化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迥殊是这两年，东谈主们对现实的不悦愈加热烈，越来越但愿中国能够出现一种新的转向。这种社会心情跟文革终局时有点儿异曲同工的滋味。但这种对异日的预期是充满不对的，包括对于新的念念想解放的筹商，不管是官方，如故知识界和民间，都存在不同的讲明；右翼办法进一步绽开市集，在政事上照搬西方的宪政模式，而左翼的“念念想解放”则强调应该湮灭对西方的迷信，从头吸纳传统社会主义的教养，二者之间以火去蛾，各说各的话。

　　韩少功：目下的情形跟当年遵义会议时中共从照搬苏联的模式解放出来一样，不异面对着从照搬西方模式上解放出来。我有一种嗅觉，许多事情不可听知识分子的，不然你会被他们绕来绕去，越来越蒙胧。比如你想了解非洲，一定不可听知识分子的，还不如去找那些到非洲作念过生意的东谈主搏斗，他们谈的东西更可靠。你想了解越南、印尼，就去找那些到过越南印尼作念生意或打工的东谈主聊聊，他们提供的东西更接近真相。在许多知识分子眼里，像东南亚以及咱们邻近这些国度都是不存在的，他们海涵的只是西方那几个推崇国度。所谓的世界主义，其实即是西方中心主义。

　　刘继明：这样多年来知识界一直申斥毛期间闭关锁国，其实毛泽东恰正是很有世界视力、世界情愫的，比如那时中国与亚非拉国度的密切交易，以及三个世界表面，你可以说他是一种意志形态视力。

　　韩少功：你说《九评》那些著述，有不有世界视力。

　　刘继明：目下好意思国的国际策略，难谈没挑升志形态要素吗？它打南斯拉夫打伊拉克，信得过动机都离不开它的本国利益。双重递次是不是一种意志形态？所谓全球化，践诺上即是成本主义全球化嘛。这极少连好意思国的政事家我方都不狡辩。只不外他们披上了普世价值的外套。近一个世纪前，罗素就在《中国问题》一书里说过，好意思国只好在顺应本国利益时才打出“民主目田”的旗子。可目下许多右翼知识分子硬是不承认这极少。

　　韩少功：这两年的金融危急，客不雅上匡助东谈主们认清了好意思国的真面容，不然许多东谈主还会连续在那些目田派知识分子制造的好意思国梦里面千里睡。

　　刘继明：金融危急会不会像有些左翼东谈主士认为的那样，简直会促使中国社会出现一种枢纽的转向？

　　韩少功：短期不大可能，除非发生更大的事件。但这件事对中国的影响很大，至少右翼和左翼在中国社会各自所占的比例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一谈左翼，简直像谈东谈主民公敌一样，目下完好意思不同了。这是社会出现新变革的进攻念念想基础和能源。

　　刘继明：这两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你以为有不有可能促成中国目下处于历害对立的独揽两大阵营出现某种妥协？比如各自遗弃那种比较极点的态度，彼此和谐，弃取一条相对中间和切合践诺的第三条谈路……

　　韩少功：我是一直办法改进不分先后。（笑）只消不老是嚷嚷着算旧账，着眼于异日，我都捏歌咏的格调。但对于念念想论战，如若摆脱不掉利益之争，致使个东谈主名誉、排场因素，念念想态度反而成为了某种藉端，事情就厄运了。

　　刘继明：对。所谓独揽之争弄成颓靡失态、水火不相容，念念想筹商对于社会的实践道理和开拓性功能也就被取消了。这就怕是面前中国知识界存在的最大的问题。

　　（本文选自《刘继明文集》第10卷）上海汉泰东南亚餐厅